迫于期待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记一次向阳湖之旅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文/李专

读如蓝的纪实文学《那些年，他们在五七干校》，其中《向阳湖让我终身难忘——访新华书店总店原副总经理郑士德》里有一段文字特别吸引我：“湖边有个村子叫专家湾，我们有时借专家湾渔业队的船到西凉湖，随着船往湖中心划去，感到西凉湖越来越美。夏天的时候，咸宁非常炎热，但是湖面却很清凉，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。湖中有很多帆船，放眼望去，白帆点点，美不胜收。我游过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，湖光山色，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西凉湖媲美，使我终身难忘。这回在北京开会我很高兴啊，遇见了从专家湾来的韩志，像见到了亲人一样。”

这里有两个点让我感兴趣。一个是专家湾，我的名字叫专，这个湾子姓专，有意思。另一个是西凉湖的美景，西凉湖就在身边，但是我还一直没有认真地去看过。于是，给如蓝打电话，请她与韩志联系行程。

韩志很快地把行程安排在那个周末。

我要去的是专家湾和西凉湖，韩志却很热情地安排了一个很完整的行程。

那是个晴好的冬日。第一站到大路胡。大路胡的老队长坐在大路边的村头等着给我们当向导。孟庆江曾为村民胡斯芳画过一幅肖像画，韩志见过，今天带我去看。胡斯芳已过世，他的儿子儿媳一番翻找，终于在一本破书里找到这张40年前的旧画。我们一行，纷纷围拢，兴奋地欣赏这幅画。胡子胡媳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这幅画的创作过程。老队长还讲到其他五七战士画画的故事，比如，画家们把他们画的牛挂满一面墙，请社员们辨认，哪张画的是哪头牛。我们建议胡子胡媳把这幅画装裱好，永远珍藏。如蓝则兴奋地给远在京城的孟庆江老先生打电话，说我们正在欣赏他的画。

老队长又带我们往村湾深处走，走到村湾尽头，一口池塘边，站立着一棵大枫树。这可是一棵名树，不知道有多少画家画过这棵大枫树。当年驻扎大路胡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五七战士，平常经常相互谈到这棵大枫树，重访向阳湖必须来看这棵大枫树。我们不能画大枫树，我们必须照大枫树。同来的还有万红英、樊芳，大家以不同的组合，在大枫树下留了不少影。

第二站到专家湾。迎接我们的是韩志的表弟，年纪比我小，我叫他大专。专家湾有个祠堂，祠堂大门的门楣上写着“专氏祠堂”四个大字，这是我很感兴趣的，我在祠堂门口照相最多。当然，还进祠堂里参观了，了解“专”这个奇特的姓氏。

说韩志是专家湾人其实是不准确的，专家湾没有一户杂姓。韩志的家在专家湾往湖边走的专家湖下。这是一个很小的湖滨村落，是一些杂姓渔民聚居地。韩志的祖辈从嘉鱼流落到这里，打鱼为生。韩志的父亲今年80多了，住在一座比较简陋的老房子里。韩志说，这房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拆的，自己退休后回来在旁边另盖楼房，这老宅也不会拆。韩父是一位富有生存智慧的人。作为一个卑微的外乡人，要在这里乐业，他首先是“和亲”。当然，不是以自己的女儿和亲，因为他自己还是个未婚青年，他要把自己“和”出去，于是他征服了一位大路胡姑娘的芳心。现在来看韩志的母亲，老太太依然比一般农村老太婆体面得多。

当年，王世襄经常来韩家，和韩父一起出湖，打鱼赋诗，吃鱼喝酒。王世襄给韩父一个忠告，无论多么艰难，一定要让子女读书。韩父也从王世襄身上获得了这样一个信念。于是，今天就有了国家公务员韩志，也有了诗人韩志。并且，韩志的儿子还到北京去读了北京大学，在居不易的北京乐业了。

专家湖下就在西凉湖的岸边。如今是深冬季节，山寒水瘦了，看不到无边的荷花，也看不到水天相连山水一体的大色块铺张，看到的也是一幅经典的水墨画，简约内敛，凝练隽永。可以看到湖对岸的蒲圻老县城所在地衙门咀，也可以看到五七战士渡湖采灵芝的赤壁神山。对西凉湖的赞美，前文提到了郑士德的感慨。现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林阳，专门写过一篇长长的散文《西凉湖》，他用比画笔更美的文笔写道：“在我的印象中，西凉湖是如此之美，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要美，她不仅有着旖旎的田园风光，有着隔绝世外的理想王国，而且，她的野性，她的趣味，都远远超过了桃花源……”

中午，大专在甘棠街上的向阳湖鱼村餐馆请我们吃饭。这个餐馆的包房都用当年甘棠公社的大队名称命名：红旗大队、红星大队、战斗大队、胜利大队、灯塔大队、光辉大队、星火大队、燎原大队。我们是在叫红星大队那个包房吃饭。“九月重阳，蟹子爬墙”。过去吃螃蟹都在金秋时节，今天在深冬里居然也吃上了螃蟹。大专说，深冬的蟹更有风味。果然，蟹黄膏腴多油，蟹肉柴而有劲，更可口。韩志还请来自己的舅兄、一位退休的教育组长来陪我们吃饭。舅兄也是专家湾人，年纪比我大，我叫他老专。表弟大专，舅兄老专，这都是“和亲”产生的社会关系。大专、老专、李专都不胜酒力，但这样的相逢和相聚，不能开怀畅饮，必能畅所欲言。

第三站到李家湾。向阳湖以文化部五七干校闻名于世，李家湾却是华中工学院（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）干校驻地。我们正在看着干校遗存的食堂、电影院、澡堂时，认识韩志的一位当地村民老李凑过来给我们当讲解员。从老李的口中说出一连串的人名：杨叔子、华世强、夏良海、王远东，象说自己的亲戚。老李还说，王远东的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。一位少妇家的楼房边就是一幢干校时的宿舍，我们建议少妇要用心保护好这房子。少妇表示赞同，说每年都有华工的人来这里看。老李说，华工的干校先是干校，后来是学农基地，前后在这里办了十几年。

第四站到胡黄张。这地方有几个名字，还叫秧田澥，当年是战斗大队六生产队，现在每家门牌上写着斩关村十六组，在五七战士的回忆文章里都叫胡黄张。这是一偏僻的自然湾，但是，村后郁郁葱葱的树林围就的屏障，给人一种归宿感。这里住过周巍峙、赵辛初、司徒慧敏等大人物。一对老年夫妇和两位中年兄弟向我们叙述着他们所知道的一切，勇进平剧团的焦团长是装（演）李铁梅的，周八月来胡黄张时只有12岁，陆定一的秘书柴志新后来当了山西省或者青海省的省委书记，孙钦人是五一六分子，司徒慧敏是四类分子，周巍峙1987年还回来过……我们还到村前看了司徒慧敏笔下的那口水井，他以无限同情的笔调写了溺死在这口水井里的一位产妇。

第五站到窑咀。有的牌子写着尧咀，还有的写垚嘴。这是个孤悬向阳湖中间的山包，山包上有完整的合面街道，街道规模超出我的想象，怪不得当年被五七战士戏称为向阳湖“王府井”。在新修的窑咀大桥的桥头有一块崭新的牌匾，上书“窑咀街”，是一位五七战士题写，当时见到“街”字时我不觉笑出声来。

第六站到452高地，文化部五七干校总部。我过去几次来过向阳湖，来的都是这里。

第七站到王六咀。这里是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、商务印书馆等连队驻地，是文化名人最密集的地方。红砖红瓦平房，一排排整齐划一。每套房子门头挂着牌子，如冰心故居、臧克家故居、李季故居、郭小川故居、张光年故居、冯雪峰故居。这时，暮色四合，这里，寂静无声，不能平静的是心情，无以言表的也是心情。这是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一处干校建筑遗存，也是文化部干校旧址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的核心保护区。此前，我一直不曾来过。

一天的活动结束，几位女士说期待我的大作，韩志却没有做声。我也没有做声。虽然曾经给人一个看过什么就要写什么的印象，但是，现在已经过了看什么写什么的年龄了。我看，更多地是为了丰富我的内心，并没有想一定要写出来。

此后，韩志隔三差五地访问我的博客，频率异常，从前是半年来两三次，现在是半个月来两三次。每次都不动声色，不置一言，只是每次在博客访问栏留下到访痕迹，这是电脑自动生成的到访印记。起先，我并没有在意，几个月后，我感到那是一种叫人不可以无动于衷的能量。韩志是一位热爱家乡更热爱向阳湖文化的人，他那么热情地陪伴我一天，当然是有所期待的。我不能无动于衷了，于是写下上述文字。这些文字不能成为构筑向阳湖文化大厦的砖瓦，却起码是向阳湖文化土壤中的一块土坷垃。增加一块土坷垃也是一种贡献吧。

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

 

 

怒放的花都很美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文/饶尧

我初中就读的学校在城区最繁华地段，从学校到街道口，有一条长长的坡，两旁是高大的香樟树，树上绿波荡漾。每天早上，绯红的曙光洒落枝头，交相辉映的霞光照得小路更显悠远绵长。

记得有一天，看到李同学靠着香樟树，手捧一卷书在读，李同学向来是手不释卷的。但那天朝霞披在她的身上，就像是她在发光似的，我觉得美极了。那时，我似乎对人的外貌的审美倾向还很模糊，但那个情景确实惊艳到了我。其实，后来多次听到老师与同学们说李同学是其貌不扬的那种，然而，在整个初中，不知何故，我是一直把她划归于美女之列的。认真想想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关于她的赞美太多，也可能是因为优秀的她本身很有气质，或者，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，也不得而知。记得当时，她的成绩常居年级第一，各科老师对她总是赞不绝口。就连我妈妈都认识她，记得又一次，妈妈下班回来说，李同学走路时若有所思，还在思考问题，妈妈对好学的她也是连连称叹。

要说一个仅读初中的孩子有什么气质，我总觉有点言过其实。但当时李同学确实是与众不同的。她的好学，他对学习的专注，是一般的同龄人无法比拟的。记得班上曾组织了一次春游，我们在山脚下的一片草坪席地而坐，老师让我们各自说说有什么理想。兴高采烈的我们张口就说出各自的答案，有的说长大了当医生，有的说当老师。虽然都这么说，但实际上理想对于我们来说，就像是让我们了解另一个星球在发生着什么故事一样，实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空泛的概念。而我清楚地记得，当老师让李同学谈她的理想时，只见她缓缓地从草地上站起来，眼睛凝视着远方，她说:“我们国家现在还远远落后于欧美的一些国家，我要进入一个名牌大学做科研，我要研究出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先进的科技。”李同学说完，我们有着几分钟的静默。可能连老师都没想到，一个读初中的孩子对国家有这样的忧思，对于未来有如此具体而远大的理想。我第一次感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理想，虽然平时我也常与父亲讨论理想，虽然我和同学们也偶尔奢谈理想，但都不及眼前这位同学谈及的理想那么具体，那么神圣，那么美好。因为我看过她在许多个晨昏刻苦研读的样子的，看过她于鼎沸的人群中独自学习的样子的，看过她平常手不拜卷的样子的。那一天，我终于明白，一个有理想的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那一天，我看到她满脸的庄重，我看到同样有满天的霞光披在她身上，看到她自身发着金灿灿的光，她的样子真美。

后来，我多次看到与李同学一样的美丽的身影在校园里出现。读高中时，我们每学期有一个月上茶山劳动，是不用学习的，那时我们都是那么快意接受一段慵懒时光，但我的同桌总是随身携带了几本书，她会在劳动之余独自学习，她学习时专注的样子与李同学一样很美。在我们开运动会时，有一位男同学总是手握一卷书，在我们集体春游时，他也是手握一卷书，他看书时的专注的样子与李同学一样很美。

现在，我工作的高中就在当年读初中的旧址，那高大的香樟树还在，那条悠长的小路还在，它们和我一起见证了许多青春而美丽的身影从这里走出，他们虽小，但像怒放的花儿，无比美丽。

 

 丐帮帮主乌鳢鳞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文/ 曾红梅

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我是绝对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。

我是那样瞧不起他，甚至有点讨厌他。但是，我打了这个电话，我是真的走投无路。

汪翰清是他的学名，绰号乌鳢鳞，从小体弱多病，长得贼眉鼠眼，鼻孔下常年像冰雕一样垂吊着一绺大清鼻涕，快到嘴边时，“哧溜”一声吸了回去，不一会儿又探头探脑出来，然后又被“哧溜”回去，想想都恶心。我嫌他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身上长满了鱼鳞一样的东西，仿佛从来没有洗过澡一般的脏兮兮，所以，乌鳢鳞成了他的代号。

小时候的我，是孩子王，家境好、学习好、个子高、自然格外受宠爱，相比之下，乌鳢鳞可怜多了，每天缩头缩脑。乌鳢鳞随父母从外地迁居至此，那年的清明，他的母亲从山里采了一篮蘑菇，就是这篮蘑菇断送了父母年轻的生命，留下六岁的乌鳢鳞，无依无靠，只得拿着一个破蓝边碗，村头村尾挨着乞讨，每当这个身材矮小的家伙出现在我家大门口，母亲二话不说，接过他的蓝边碗，饭菜带汤堆了满满一碗，透过门缝，我见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嗤之以鼻的丢给他一个背影。记得后山那个小凹坡是我们玩耍的乐园，小伙伴在乌鳢鳞身上找乐子，经常涂点口水在他胳膊上使劲擦，检查他到底洗没洗澡，擦得他胳膊通红，痛得眼泪刷刷直流。

当然，我是不会去碰他身体的，我压根就不瞧他。只是坐在崁上远远看着他们戏耍。

对他的不屑一顾我与生俱来。我想，这辈子与他之间不可能有太多瓜葛。这样想着，我们一起慢慢长大，至于他后来去了哪里我不清楚。我高中毕业进部队读军校，转业回来分在佂稽处管车辆稽查，很长一段岁月，我是旁人眼里的“万能胶”。这种优越感一直伴我到不惑之年。

当年在征稽处，找的人多，每天享受众星捧月的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投资，担保之类的事，只要我振臂一挥，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这样的顺境一走就是十多年，古话说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一场金融危机让我一夜之间跌入深谷。投资的项目资金冻结，几个合伙人分道扬镳，其余的也东逃西窜，剩下我在单位无法抽身，那段时间，多家债主堵门拦路，能搬动的几乎被一抢而空。一时间，讽嘲、谩骂、指责铺天盖地。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使得我措手无策。

我努力使自己淡定，但是，债主不管这多，拖家携口住到了我家。我变卖了家里所有能变现的物品，在苦苦哀求和四处筹款中第一次感受到人情的冷暖。

常言道：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无数个漫漫长夜，我泪流满面地盘点自己这十几年来走过的路，曾经的辉煌和残酷的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，许多过去的朋友听说我的处境，纷纷致电安慰，但是，没等我开口借钱，就先发制人将我堵在了门外。

我像陷入泥潭的困兽，动弹不得。

呼呼的北风向我所住的小城肆意的贴出公告，要下雪了。

万念俱灰的我拿出手机翻看电话号码，乌鳢鳞几个字跃入眼帘，记得那年春节，在祖堂屋拜新香无意间碰见，他热心留下电话，硬是看着我存下电话才放我走。他说自己在云南那边发展。当时的他个子虽然不大，但是精瘦中透露出成熟和干练，身上没有了小时候的邋遢， 对我仍然十分客气。

盯着手机上那个号码，思前想后，我拿起了电话。

很快，电话那头传来他的声音，他欣喜若狂，一连串的问话如同鞭炮噼里啪啦，末了，他突然问：

“你找我有事？”

我沉默了，半天不吭声，他在那头急了：

“兄弟，有事你尽管说”。

最后，我鼓足勇气：“我遇到一点麻烦，能去你那里过个年不？”

他毫不犹豫：“兄弟，来云南过春节，一切算我的，大忙帮不了，小忙倒是还能起点作用。”说完，当即帮我在网上订了车票。

我放下电话，悄悄地奔云南而去。一天后，我们在车站见了面。

一辆宝马X5在我面前停下，从车上下来一个人：短风衣，高领毛衣上一张消瘦的脸型，棱角分明，微微含笑，胡子是刚刮过的，看起来相当精神。相反，我略微臃肿的体态，一张疲惫不堪的脸写满忧伤和落魄。他一把跑上来握住我的手：

“兄弟，真是你啊！”

最是那一声兄弟，我顿时热泪盈眶，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暖心的称呼了。

我坐在他的副驾，听他时断时续的讲述，紧张中还有对我的崇拜和敬畏。他浑然不知，眼前的这个人今日已经落魄得犹如丧家之犬。他为我开好房间，然后静坐听我讲故事，当了解了我的一切后，他和其他人一样沉默了。几乎所有人听完我的故事都是这种神态，我已经习惯，等待他找一个冠冕的理由拒绝我。房间安静得让我俩有些尴尬，我低垂着脑袋，正准备假装轻松宽慰他。只见他掏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，用云南话简单交代了几句，然后匆匆离去，临走叮嘱我先睡一觉，其他不用担心。

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居然有种特别踏实的感觉，连日来的疲倦让我倒头就睡，最后被来电的铃声唤醒。夜色已悄悄降临，他安排好了晚餐就在宾馆的三楼308厅。

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，酒店的整体装修采用的是意大利的田园风格。出了电梯左拐经过一条长廊，只见门口站着两个50开外的男人，身上的服装看得出来是刻意换的。这是一个小包间，乌鳢鳞简单介绍过来陪客的几位兄弟后，隆重介绍了我，这让我十分诧异，即便是此刻我已落魄至极，他仍然对我万般尊重。

几杯茅台下肚，席面变得轻松起来。几位兄弟不善言辞，样子也十分拘谨，大家都尊称我为老大，我借着酒性，大讲特讲曾经的辉煌轶事，听得他们瞪大眼睛，点头称是。最后：乌鳢鳞站起来双手举了一盅白酒：

“老二、老三、老四你们听着，想当初我乌鳢鳞来这里以乞讨为生，后来发家致富，就是想，有朝一日过上我兄弟那样的日子，我这二十多年很少回家乡，就是想争口气，现在，我身为丐帮帮主，做到了，为了这些年我们遭受的委屈干一杯。”他带头一扬脖子干了。“我兄弟他是我的偶像，今日我兄弟在生意上受了一点挫折，还能想到我，我高兴，说明我乌鳢鳞还有点价值。所以，老二、老三，老四，你们想点法子，回去跟老婆商量一下，每人跟我凑个5万，我自己出15万，一起帮衬我兄弟把这个春节挺过。我相信，凭我兄弟的能力，他很快就会东山再起。”一番肺腑之言从乌鳢鳞微微泛有醉意的口中说出，我既感动又羞愧。

席后，他随我去房间，这次聊了很多，这一聊，我惊诧万分。他告诉我，现在他的丐帮兄弟群有几百人，分布在云南不同的区域，群里很热闹，它将微信点开给我看，虽然他们都是以乞讨为生，但是，他们还做了很多事业，有自己的物流公司、家政公司、每年还做公益活动，支助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他把那些图片点出来一张张讲解，连同他的丐帮梦、中国梦，我瞪大眼睛望着他，仿若做梦一般。

最后一句话差点让我笑岔气：

“老大，你那么有本事，有文化，若不嫌弃，做我丐帮老大，如何？”

 

洁民头头与战士伙食不一样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文/ 吴裕舜

洁民是1969年9月和妻子及6岁的儿子一起下放到向阳湖的，来之前他就戴着“走资派”的帽子，被分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在的23连。初到向阳湖，先是安排住在连里附近的老百姓家中，妻子和儿子则住在另外一个村湾，劳动任务是在湖底平整田地、挖沟渠。湖里虽说是一派平原，但地里是湿的。下湖劳动必须穿着长筒胶鞋，遇到泥塘深处还不济事，有时胶鞋陷下去拨不出来，还弄得一身泥汤。

伙食差到极点，早餐馒头稀饭，中餐、晚餐千篇一律，而且中餐就在湖里吃。食堂挑来的几乎都是水煮大白菜或萝卜，没有荤腥，没有油水，尽管难咽，但如此强度劳动，不吃等于找死。每次吃完后，干上一两个小时，只觉肚里又饿。他想，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吃，心里就感到平衡，一个戴着“走资派”帽子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的呢？时间久了，大家吃饭可以各自散坐在田野间，饭后还可略为休息片刻。

一天中午，在工地早早吃完，他想找一个偏僻地方如厕。走过几丘田埂，看见排长正在田埂剥鸡蛋吃，另一个头目因有事走开，一个饭盒放在田埂上。他往饭盒一瞥，只见里面有些鱼虾干贝之类。他自然不敢声张，觉得每人吃好一点也是人之常情，况且这等强度的劳动没有营养是难以支撑长久的。只是心里纳闷，为什么头头们碗里的菜与大伙不一样？又想到谁叫人家是当官的，官兵岂有平等之理？只要他们不要嘴上说得好听，要向贫下中农学习，不能贪图享受，要吃苦耐劳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。至于像他这样的“五类分子”，心里自然是想吃点好的，但哪里敢？被查到了，还不是一场田头大批判？

果然不久在一名审查对象的老者床底下，查出一只铁皮罐，内有香肠、饼干、芝麻糖之类。于是连指导员下令，立即布置一个展览现场会，将这些吃食铺在木板上，命令大家去参观，罪行是那老学者蓄意要与走“五七”道路顽抗到底。这次，洁民也去参观了，他心里为这位老者鸣不平，同情他不善于隐藏，大模大样地拿出来吃，住在同屋的人，岂有不看见的？他的脑子浮现出工地田埂上见到的鸡蛋、鱼虾、干贝之类，那是自然不会被展览的，他们有吃好东西的权利，有查处别人吃一点好东西的权利，有别人不能去查他们的权利。他们还经常借查证干部材料的名义，到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去逛上十天半月，可以在那里大吃一通，从他们回来的红光满面可以看出。还有人说，那些没有机会出差的则另有妙招，他们可以以其它名义进城，到餐馆炒几个菜，吃一半，带一半回来，难怪他们的饭盒里经常有美味佳肴之类。

想吃一点好的，是人之常情。干校的伙食，只有熬萝卜、熬白菜和咸菜、粗米饭之类，想换口味之思，人皆有之。像洁民这类的“黑帮分子”，无权无能，只好天天在萝卜、白菜和咸菜中混日子。然而日子久了，营养不够，脸色腊黄，嘴里经常淡出水来。有时他在劳动中或夜晚躺在床上，不时做着精神会餐的梦想，想着炒肉片是什么滋味，红烧鱼又是何等好吃，倘若再来一个什锦砂锅，那就大有口福了，想着想着禁不住口水直流，越想越觉得好吃，越想越渴望有那么一次。他在《咸宁干校记什》中写道：“哪怕一年吃上一次，其余日子天天吃熬白菜也情愿。明知这些都是空想，但要从脑子中排除出去却很难。在那种日子里这些想头的油然而生，看来是难以排除的。”

一天，劳动完后站在场子上吃饭，妻子悄悄走过来，塞给他一只咸鸭蛋。她从哪里弄来的，他也没问。当时真是喜出望外，他急忙走到角落里，将蛋壳剥去，将咸蛋塞进碗底，吃一口饭，嚼一口蛋。因为已有三月不知蛋味，觉得特别好吃，于是立即出现幻想，倘若每天有一个咸蛋佐餐就心满意足了。不幸的是只此一次，以后几个月再也没有另一只咸蛋塞过来。

后来，政策稍为宽松了一些，节假日大家也可进城买些吃食、烟酒之类的带回干校。连里的军代表或其他个别头头，每逢星期天傍晚时分别站在几个路口，看每个人从城里回来，手中提着一袋东西，他们以检查为名，凡是香烟、蛋糕、酥糖、酱牛肉、咸蛋之类，他们一律要自动收取若干，就像关卡上的收税官。人们见了他们都害怕，只能嘻嘻地任其捡取。他们用一个大口袋满满地从各人手里拿走一些，足可供他们一个星期的享用。此事谁都厌恶，但敢怒不敢言。

随着连里养猪、养鸭、种菜之后，生活伙食大为改善，不时会有肉、有蛋和一些时令蔬菜佐餐。1971年国庆节前，连里的养鸭队孵了不少小鸭，将不能再生蛋的老鸭换下来，宰了过节。洁民听说每人能摊得上半只鸭，心里自然高兴，因为三年不知鸭味了。而连里头头们却为这次鸭宴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。有的说，不能吃鸭，应把鸭运进城里卖掉，将钱用来支援农业生产。有的说，老鸭哪里卖得掉，鸭贩子一看就知道，把鸭价杀到豆腐价，还不如自己吃了划算。有的说，这不符合走“五七”道路。有的说，“五七”道路是抓革命促生产，生产上去了，生活也得改善。于是表决，主张吃鸭的多了一票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还是决定宰鸭。然而在分鸭时又遇到吃法和分配问题，连里头头们又开会。有人说，一人分半只，两人合一只。有的说，分半只鸭头归谁？鸭屁股谁吃？有的说，两人合一只，是把革命群众和审查对象混淆起来，完全模糊了阶级界限。有的说，把鸭子烧熟后，一人一碗，凡革命群众不分鸭头、鸭屁股，审查对象分鸭头、鸭屁股，这样不就划清界限了。于是表决，同意最后一个方案。

    分鸭的时候，先是头头们拿，那自然都是鸭肉了。然后大家一哄而上，人多手杂，乱哄哄地闹成一锅粥。洁民稍晚些进去分了一碗，回家一看，满满一碗全是鸭肉，鸭头、鸭屁股一块都没有。他庆幸是无意中享受了头头们的待遇，并在想说是要分清阶级路线，但这错误的路线不是还在继续执行吗？